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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方合作十余年，一直采用赊销的方式交易，即发货后60天内付清货款。美国公司信用情况一直良好，付款也比较及时，虽偶有延付，但一般在到期一周内都能付清。对于河北公司来说，这家美国公司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好客户。
2021年，受海运大拥堵，船期延误影响，货物发出60天也不一定能到港。美国公司从当年10月开始，就以此为理由要求延长付款期限。出于对老客户的信任，河北公司起初并未在意，但随着未付订单的增加，逾期账款越积越多，险些影响其公司现金流。
期间，河北公司多次提醒美国公司付款，对方一直说很快就付，但直到2022年春节后依然未有任何账款入账，河北公司担忧对方想恶意拖欠，遂于2022年2月10号委托我司介入调解，希望尽快收回货款。
1. 催收律师第一时间梳理了案件情况，并尝试与债务方负责人联系，但均未取得任何回应。
2. 鉴于此，催收律师拟订了一份严厉的催款函，函件上标明债务方需在7天之内给出明确的付款计划，否则催收律师将对其资产进行调查评估，并联系相关银行、上下游供货商，让其考虑将会对其公司经营产生的影响。
3. 函件发出后第三天，债务方主动联系了催收律师，协商付款事宜，对方态度良好，并承诺当月付清所有欠款，同是提交了一份还款协议表。
4. 催收律师持续跟进案件进展，在我司介入后的第16天，债务方支付了200,000美元，并在5天后支付了剩余123,851.7美元。
5. 在与债权方确认已收到全部货款后，债权方反馈还有2批价值990,000美元的货款即将到支付期限，希望催收律师协助交涉。
6. 催收律师将债权方诉求反馈给了债务方，债务方表示理解，并分别于3月12号和3月16号将两批货款支付至债权方账户。至此，本案圆满结束。
2017年，浙江公司接到俄罗斯公司的询盘，双方经过互相了解与考察，很快签署了长达3年的合作协议。并约定发货前预付30%货款作为定金，货到港后30天支付尾款。
双方合作期间，在2018年有2笔合计78,992.24美元的尾款未收回。浙江公司担心影响后续合作，便一直未提及。直到合同到期，自行催收了一段时间，但未有任何效果。后续因浙江公司内部人员变动，该笔账款被搁置，直到2021年11月委托我司尝试追回欠款。
1. 催收律师联系到了债务人Mr.F，说明来意后对方提供了一份对账单，并信誓旦旦的表明所有货款均已结清。但是对比双方提供的对账单，催收律师发现债务方未提供2018年及之前的账单。
2.催收律师持续沟通，要求债务方提供完整地对账单，但是对方拒不配合。催收律师怀疑其因2018年的账款诉讼时效已过，故意不核算。
3. 催收律师通过邮件给Mr.F发了双方的沟通记录，并进一步施压，对方依旧否认存在欠款。在之后的一段时间，催收律师加大施压频次，并威胁其考虑此事对公司商誉的影响。
4. 在谈判中，催收律师明显的感受到由于证据不足，对方对待此案态度轻慢；但是其也透露了想要与债权方合作新项目的意图，催收律师决定以此为突破口，尝试通过新合作的谈判让其承认欠款，刷新诉讼时效。
5. 催收律师于2022年2月初给债务方发送一封关于债权方对合作新项目意见的邮件，但是对方长时间未读。催收律师尝试电话与其联系，也无人应答，初步怀疑由于俄乌冲突，国际制裁，卢布贬值等因素影响，大大降低了债务方还款意愿，导致其故意躲避沟通债务；至此，催收工作被迫中止，后续将视局势变化再行启动。
根据国际催收组织的测算，得出账款逾期时间与平均收款成功率成反比，具体比例关系如下，
账款逾期6个月以内是最佳催收时机，如果拖至一年则案件质量锐减，回款难度大大增加。
案例一逾期时间半年与案例二逾期时间3年，催收效果对比鲜明。企业账款出现逾期后应及时应对，迅速启动催收，以防搁置太久，超过诉讼时效。案例二中，债务方的拖欠时间已有三年，超过了俄罗斯诉讼时效，且遇上俄乌冲突，导致案件无法催收，回款几率渺茫。
拖欠初期，若企业能够通过有力的措施追讨欠款，将会大大增加回款的可能性。但是对于海外欠款，大多数企业自行催收时往往因为路途遥远、当地法律法规不通，仅靠电话或信函的方式，催收效果有限，很容易错过最佳催收时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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